百年薪火傳 湘企紅色路丨八百礦工上井岡
發布時間：
2021-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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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青山環繞的水口山工人運動陳列館，就可以看到這樣一幅畫——宋喬生帶領八百礦工走上井岡山，他高舉右手，帶領工友堅毅前行，畫面栩栩如生。
走入青山環繞的水口山工人運動陳列館，就可以看到這樣一幅畫——宋喬生帶領八百礦工走上井岡山，他高舉右手，帶領工友堅毅前行，畫面栩栩如生。
畫面體現了水口山工人的革命熱血力量，正如《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井岡山斗爭”中所記載——“邊界紅軍的來源，有湘南的農民和水口山的工人；水口山工人武裝是紅軍的中堅力量。”
但是，殘酷的革命斗爭讓這支工人隊伍幾乎全部犧牲，我們至今都無法完整得知這八百勇士的具體名單，他們英雄一生，壯烈一生……
水口山礦工的武裝起義
1908年，剛滿17歲的宋喬生為了生計，從株洲淦田來到水口山“淘金”，身材高大、有力氣的他被安排到水口山鉛鋅礦機械科當吊車工。
作為當時湖南最大的利源，水口山鉛鋅礦成了軍閥們的提款機，他們殘酷地剝削工人，推行“把頭制”和“監工制”，只為壓榨出更多的利潤。
據宋喬生的侄曾孫宋光輝講述，有一次，宋喬生上工的窿口起火了，發生了重大的塌方和淹水事故。為防止整個窿口被毀掉，礦當局的應對措施是封窿。他說：“宋喬生是吊車工，礦工都要從他的吊車吊上來，如果封窿，這些工人都會封死去。（但）礦警隊來人了，把那個纜繩用斧子砍斷，宋喬生就那樣看著生死相依的（工友）兄弟陰陽相隔。通過這件事，他就感覺在重大的資本利益面前，自發斗爭根本無能為力。”
因不滿壓迫剝削，1922年12月5日，在黨的領導下，宋喬生率領水口山工人進行大罷工，向礦當局提出爭取工人自由、實行8小時工作制、改善工人政治、經濟待遇等18項條件，要求礦當局必須全部答復，否則，絕不上工。
二十多天后，大罷工取得了勝利。次年，宋喬生參加工人夜校學習，逐步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并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同年8月，宋喬生被任命為中共水口山特別區委書記。他在水口山火車坪開設了一家“合記酒店”，作為黨的秘密聯絡站。又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指示，先后組織部分工人武裝奔赴衡陽與耒陽交界桐梓山堅持游擊斗爭，并指派一些工人糾察隊員，打入礦警隊從事地下工作。
1928年初，為配合朱德、陳毅發動的湘南起義，宋喬生以總指揮名義于1月26日率領水口山礦工舉行武裝起義，一舉奪取礦警隊槍支50余支，銀元700余元。接著，宋喬生率起義部隊開往桐梓山，與當地的工農游擊隊匯合，組成了一支擁有千余人的工農武裝，運用游擊戰術，打擊和牽制從衡陽方向向湘南起義部隊進犯的敵軍。
井岡山上的特務營、造幣廠
1928年4月，宋喬生率部上井岡山，從此，他們以高昂的斗志投身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
井岡山會師后，朱德、陳毅住進了寧岡由客家人修建的龍江書院，隊伍駐扎在周邊，營一級以上的負責人登上了書院的閣樓——文星閣，后來在此召開的一個長會，黨組織決定將毛澤東、朱德的部隊進行合編，組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
在紅四軍的序列中，有一個軍部直屬的特務營，主要由水口山工人組成，營長是宋喬生。在井岡山斗爭時期，紅色政權還處在白色恐怖的包圍之中，敵強我弱，特務營的責任深重，必須選用可靠的人。
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教師唐海英說：“特務營除了擔負保衛軍部和首長的安全外，還擔負著會務、警戒，通訊、聯絡、送情報等一系列的工作，湘贛邊界第一次黨內代表大會和永新聯席會議召開的時候，特務營就擔任了會務警戒工作。”
在井岡山組建而成的這支特務營，是我軍歷史上的第一個特務營。根據歷史資料記載，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特務營正是中央警備團的前身。跟著宋喬生一起上井岡山的礦工足足有八百人，大部分都編在特務營，還有的“分流”到了其他團，還有上井紅軍造幣廠、軍械處等機構。這期間，他們參與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反抗國民黨軍隊的多次“進剿”“會剿”，并為根據地的生產、生活注入了產業工人的專業技能。
當時，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在邊界原有的“謝氏造幣廠”的基礎上創辦上井紅軍造幣廠，并同時分別在黃洋界下的牛路坑及茨坪設立銀元粗坯車間。規模增大，工人也增加了不少，其中大多是來自水口山的工人。
井岡山革命歷史博物館管理辦公室主任、研究員饒道良說：“造幣廠為紅軍能夠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為解決根據地經濟困難起了一個重要作用。”
1928年8月，湘贛敵軍趁紅軍主力遠在湘南之際，集中了四個團兵力，向井岡山根據地發動第二次“會剿”，紅軍不足一營，他們在廣大群眾支持下，憑險抵抗，動員了井岡山大、小五井一帶的群眾，在黃洋界工事前設置了竹釘陣、壕溝、竹籬笆圍欄、滾木礌石和射擊掩體五道防線。
井岡山時期生活艱苦，戰士們天天吃紅米飯南瓜湯，但最艱難的，是醫療資源的缺失。在保衛根據地的歷次戰斗中，紅軍傷員增多，到1928年冬天，紅軍傷病員已超800人，約占全軍總人數的1/8。但軍隊缺醫少藥，甚至連最普通的碘片、紗布等消毒用品及麻醉藥品都經常沒有，碰到截肢手術，甚至只能用鋸木材的鋸子。
八百礦工多數沒能活著達到延安
距離1929年農歷新年還有大半個月時，湘贛敵軍對井岡山根據地發起了第三次“會剿”。
1929年1月14日，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實施“圍魏救趙”的戰略出擊贛南。24日，宋喬生隨紅四軍來到大余縣，不料遭到地主武裝襲擊，為掩護戰友，宋喬生壯烈犧牲，遺骨至今沒有找到。
宋喬生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耿飚革命道路的領路人。耿飚始終掛念其犧牲埋骨地的事，去世前還交代子女繼續尋找。2015年，耿飚的女兒耿焱曾到宋喬生戰斗過的大余縣查找他的犧牲地點，還在《江西日報》刊文《領父親走上革命道路的舅公，您埋骨何方？》。
歷經無數戰斗與犧牲后，紅軍浴血奮戰，又踏上了二萬五千里漫漫長征路，但當大部隊到達延安時，水口山工人已經所剩無幾。
作為中國革命的搖籃，井岡山是共產黨開辟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水口山工人從舉行大罷工到后來策應湘南暴動，再到跟隨朱德上井岡山，參加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斗爭，他們的經歷，從側面印證了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正確性。宋喬生和八百礦工開展革命運動的水口山，今天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五百強企業中國五礦下屬的一個欣欣向榮的央企。宋喬生和八百礦工的犧牲值得銘記，他們為之奮斗乃至獻出生命的事業令人欣慰。
在井岡山兩年零四個月的斗爭中，共有48000多名烈士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這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只有15744人，還有許許多多戰士像水口山八百礦工一樣，是沒有留下姓名的革命烈士。
英雄之名難尋，但英雄之跡永存。如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吊唁大廳正上方有碑所書：上井岡山偉大，下井岡山也偉大。
對水口山礦工的評價，朱德的回憶錄中曾記載：
“在所有的革命隊伍當中，老鐵軍戰士和水口山工人是最敏捷、最有紀律性、最有警惕性的，政治上是最先進的。”
毛澤東與時任上海市虹口區副區長的朱舜華談起宋喬生時，給出過這樣的評價：
“宋喬生組織能力很強，帶了許多水口山工人上井岡山，很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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